合影留念

11月6日，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马思伟老师、李胤君老师、带领彭亦男、陆俊峰、闫昊东三位学生开展了第六期“峥嵘计忆”计算机学院老教师与青年学子对话系列活动，对原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图形与人机交互教研室主任董士海老师进行了专访。马思伟老师向董士海老师汇报了沉浸式成果进展，亲切慰问董老师的身体情况，希望像董老师这样的离退休老师对学院发展多提宝贵意见，继续发光发热，并祝愿董老师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董老师参观马思伟老师团队的CAVE系统北大未名湖全景展示

通过学生与老教师访谈的形式，学生们围绕董老师从事计算机专业的初心、在北大学习工作的感受、在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工作的成就与困难、对学院发展及学生成长的建议等方面展开采访，董士海老师跟同学们回忆了他在北大亲历计算机专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分享了他在北大求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交流、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经历过的难忘故事和心得体会，让同学们备受感动、收获颇丰。

董士海老师回忆少年时期及与北大的缘分。董老师自中学时代就对数学和物理有浓厚兴趣，喜欢在假日看科普电影和到书店看书，对此他调侃道“两本大厚书印象很深：钱学森《工程控制论》和华罗庚《堆垒素数论》。虽然看不懂，但我觉得厉害”。“1955年钱学森和华罗庚回国，很羡慕；北大又是五四运动发源地，毛主席工作过的地方”，于是在1956年，怀着对科学浓厚的兴趣、对科学巨匠的敬仰、对北大丰富学术底蕴和历史传承的向往，董士海老师以第一志愿报考、进入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

董老师回忆在北京大学转向计算数学方向的经历，对他来说既是挑战，更是使命！他刚到数学力学系便被教师询问转到计算数学专业的意向，虽然不了解计算数学，仍然决定服从分配。经新成立的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徐献瑜先生、学长王选等介绍，后来更得知计算机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重要内容之一，他与班里同学都感受到肩负攻克尖端技术的重任，“清楚了把我们叫过来念计算数学的原因，同学都很努力，因为国家很需要”。1957年，张世龙先生主持建立起计算实验室，董铁宝先生从美国归来后也加入实验室讨论，带来了他在伊利诺伊大学的ILLIAC-1计算机上的实践经验。至此，董士海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在前辈带领下踏上了自主研制计算机的艰难道路。他和我们分享了在北大研制计算机的许多故事，其中有遭遇的重重困难，也有师生相互协作、攻坚克难的宝贵瞬间。

研制红旗机

在张世龙先生的领导下，计算实验室摸索着为空军某所研制测距指挥用的北京一号机(也称“北大一号改进机”)，1958年朱德总司令到北大视察了该计算机，大家非常激动。数力系领导确定再研制一台赶超英国每秒1万次的数字计算机“北大二号机”(后定名为红旗机)。有别于当时仿制苏联计算机的状况，29岁的张世龙老师、董铁宝老师等在讨论班的基础上，提出了设计一个简约、运算速度较快的计算机，确定了单地址、补码两位一乘、采用变址寄存器的结构，在电路上采用锗晶体二极管门电路的方案。由计算实验室的一批年轻留校老师（包括许卓群老师、王选老师等）在以前基础上，进行了 “红旗机”的逻辑、电路和结构等设计。作为红旗机“工头”之一的董士海老师参加指导数力系各年级同学插件等焊接劳动。由于人数非常多，常出现虚焊等问题，董老师回忆道，“我们千方百计修补，焊接不好，我重焊。插件再重新加电测试，合格后交给红旗机房调机使用”。但仍有虚焊漏网，加上当时的元器件质量还有待提高，使调试的计算机运行一会，过一会又停掉。毛病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王选他们拿一个榔头敲敲，发现停机，就拔插件修理更换，再开机正常就表明刚刚确实有问题。当时叫做‘捉鬼’，也就是现在说的debug。”

繁多的挫折伴随着巨大的收获，艰苦的条件磨炼出顽强的意志。“所以说不光要把机器做出来，还要培养重视质量、工艺的一大批人。红旗机从设计上是成功的，是敢为人先的。通过项目上的磨练，培养了一批人，包括王选我们一大批人”，董士海老师感慨道。

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150机）

1969年10月，北京大学和738厂（北京有线电厂）、石油部等单位合作研制成功了150机（即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DJS-1机），董老师分享了参与其中的故事。

150机的成功研发，深刻彰显了产学研互助共赢的精神。在1968年，738厂与石油部已经研发有了初步的设计方案，他们拿来了大批图纸与指令系统初稿。在工艺方面，738厂是全国最大的计算机工厂，有丰富的生产经验。产品负责人孙强南老师，为确保集成电路质量的稳定可靠，在挑选、严格测试等下了很大功夫把关。北大的老师在研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张永魁老师主持了生产组；王攻本老师在运算器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杨芙清老师和杜淑敏老师主要负责150机的软件设计等。此外，董老师主持了150机电源系统的研发生产，众多北大的留校生和转业军人也参与到150机的各项研发工作中，为项目的完成贡献了力量。1978年该机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150机共生产了四台，分别交付给石油部、地质部和气象局等单位使用。150机的成功运行和应用为石油工业做出了贡献，实现了共和国石油地震勘探的数字化革命，得到了华国锋时任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嘉奖令。随后，基于150机的技术基础，又研制生产了12台6912机（DJS-18），服务于北京空军及北大计算中心等许多单位。

董士海老师回忆计算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成立的过程。1959年2月北大正式成立无线电电子学系，其下设立计算技术专业，董士海老师与班上共8名同学调入该专业。1960年转成留校“预备师资”，从“计算数学”改为“计算技术”，着力于培养计算技术专业人才。董士海老师表示，成立专业目的就是培养人，计算技术教研室的老师后来成为计算机学院的骨干，学院的许多团队都有这批人里的佼佼者。

对于这一批实现中国计算机历史突破的“战友”，董士海老师认为低调、实干、敢为人先是北大计算机人的精神底色。“我们这些教师都低调、不吭声，不太愿意去宣传自己，但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把它做好”， 团队中的许多人并不追求个人的荣誉和奖项，只求把科研教学做好。敢为人先也是北大计算机人的一贯坚持。“张世龙说国内第一台计算机是仿苏联的，不见得最好，我们一定要自己设计”，展现了自主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协作、坚持、坚韧，在实践中不断试错改进是攻克难关的关键。在董士海老师的回忆里，“每个人都有招，王选老师、许卓群老师、陈葆珏老师等都有他们的招。大家在各自岗位上找资料、找专家，集思广益，提出方案，先做实验，再做样机改进，不断的在实践中去改正不足，最后一定把它做出来。”回忆中董士海老师也提到了自己与疾病斗争时师生同事的关怀，困难与挫折不败温暖而坚韧的灵魂！“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当中碰到的困难非常非常多，碰到的坎坷也非常多。千万要注意，越是困难越是坎坷，越是考验。我觉得再大的困难顶住，过了这一关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1978年经周培源校长提议，校党委通过决定成立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简称计算机系)，由张世龙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设立了理论、软件、系统结构、应用等多个教研室。董老师在“748”努力奋战两年多以后，即回计算机系参加教学科研工作，负责应用教研室(开始为CAD)并开设PASCAL程序设计课程。原电子仪器厂计算机专业的多数教师也转入计算机系，承担了许多国家科研项目，招收并培养了大批计算机软硬件人才，全校逐渐呈现计算机系、计算机研究所、计算中心、信息中心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82年董老师受派遣到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做访问学者，师从世界著名的软件工程学创始人之一叶祖尧先生(Dr.R.Yeh)，主攻软件工程，回国后参加了我国大型C软件工程环境的研发及主持完成了多个子项目。1985年主持成立图形研究室。随后，他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可视化等新兴领域。在这些领域，董士海老师主持完成了许多科研成果，而且开设多门广受欢迎的课程，如《软件工具》《计算机图形学》等，培养了许多计算机领域的专业人才，为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董士海老师回忆他在北京大学的榜样，他着重回忆了王选、张世龙、许卓群及陈葆珏等老师。

王选老师是董士海老师的学长，也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校友，亦师亦友。“王选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很关心我的一位学长。王选自己没出国，但我的出国推荐是他用英文给我写。王选对我的帮助是无形当中的，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找他，直接就打电话找他。”在董老师眼里，王选老师是一位拔尖的业务能手，始终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认为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他在信息技术领域有着前瞻性的见解，他非常支持董老师的在软件和图形领域的新研究。其中，董老师最感到钦佩并且鼓励同学们学习王选老师的关键一点是对研发的执着，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要钻研到底，不仅关注技术研发，更注重将成果应用于实践，推动行业进步。王选老师曾对他说:“你们走的时候（汉字激光照排）样机做出来了，我可以把样机交国家都没问题了 ，但是我不认为这样就行。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排版系统推广到整个印刷出版行业：印刷厂、报纸、书版都得用上中国的照排机。”在董老师的回忆中，王选老师在研发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身体受了两次重大的损伤：一是1960年经常几十小时没睡觉调试红旗机，后来得了当时无法医治的疾病，回沪离职全休；二是1987年，王选为经济日报社率先正式采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出大报而昼夜不停奋战。王选老师为中国计算机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获得国家最高科技进步奖。

得病后的董士海老师经常感受到王选老师的深情厚谊。虽然王选老师科研攻关和社会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依旧在生活中给予董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我身体也多次出现问题，王选他自己是病号，他知道病号是什么味道。每次他要出差，有点什么东西他都带给我。”董士海老师深情地回忆道。

张世龙老师是北大计算技术专业的奠基者与开创者。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他便以地下党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与不屈的斗争精神。他在解放后按市委通知在燕京大学肄业当“脱产”干部，根据工作需要，担任了新北大全校大一政治大课的教员，给同学们讲《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等。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新北大党委统战委员、教学研究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部长)，1957年调到数力系任总支副书记，同时准备开设计算机原理课并主持建立计算实验室。1978年担任计算机科学技术系首任系主任。张世龙老师参加了多项计算机研制工作：1958年为空军研制成功、自行设计的“北京一号”小型数字计算机；又领导了北大“红旗”计算机的设计和研发工作；根据国防科工委的邀请，他主持了109工程中的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19机(原名109甲机)早期总体设计。张世龙老师为人谦逊，行事低调务实，从不刻意宣扬自己的成就，是一位才智敏捷、平易近人、无私奉献的好老师。在张世龙先生言传身教之下，形成了一支既有创新思想、又能吃苦实干、淡泊名利的计算机教师队伍，不仅为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的建立、而且为我国一批批计算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打下了良好基础。

许卓群老师业务强，知识面宽，长期担任计算机科学技术系的教学副主任。全系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师的选派，许老师一直非常操心，他的功劳是很大的。他还亲自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研究生，都是很厉害的。如：搞通用人工智能国外很有名的王培；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搞视听觉神经计算、大象声科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的汪德亮；还有像张大鹏、凌小宁等，都是许老师的学生。许老师在1974年还为北京分析仪器厂等多个单位研制成功了微程序控制“积30”（J-30）专用计算机。许老师为人谦逊，不曾说起这些事情。

陈葆珏老师严谨低调，是一位卓越的计算机专家。她与董老师并肩参与了多个重要（红旗机、150、748等）项目的研发，北大计算机系成立后，陈老师主持的网络研究室就在董老师隔壁，两个实验室关系非常好。陈葆珏作为天网搜索项目的总负责人，主持了自主研发，培养了一批我国网络的先行者，包括百度七君子中的刘建国与雷鸣，具有广泛的影响。陈葆珏老师退休后，李晓明老师接任了北大天网研发负责人的职位，将天网继续成功发展。董老师说“每一次李晓明老师见到我，一定会问我陈老师好不好？”

董士海老师回忆在海外做访问学者的宝贵经历。董老师原本专注于硬件领域，对计算机电路、逻辑设计和存储器有深入了解。然而，他意识到自己在软件方面的不足，懂得软件能更好辅助硬件设计，于是他受派遣出国深造，补充自己的短板。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师从良师叶祖尧先生，深入研究了软件工程的理论知识，并收集了许多相关工具资料，熟悉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印象最深刻的经历之一是当时参加的一次美国人工智能年会，Macintosh计算机的位图屏幕和集成环境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回国后，开设了软件工具等课程，着重讲解图形化的软件工具，并鼓励学生用图形编程一个编辑器。每节课后都有大量学生围在讲台前请教和讨论，他的教学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热情。

董士海老师分享了他当教师以来的教学理念。尽管在计算机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董老师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分享故事时，不断提及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他人启发和帮助。在科研环境和科研领域的不断变化中，他总是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深刻认同教学相长的理念，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不断获得新的启发，和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不仅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而且愿意全力支持学生的研究想法。在指导84级学生张晖的毕业论文时，张晖提出在完成他本科毕业论文之外，想再研究分形这一重要的图形学工具，尽管之前董老师并不了解分形，他毅然决定支持学生，并帮助他获取所需的资源。这种开放和支持的态度，使得学生们在董老师遇到科研或生活上的困难时，也愿意倾力相助。在研究经费不足、人员不足的境况下，学生们坚持无偿做科研，并且有学生在毕业后记得为董老师的实验室提供设备等支持。优秀的课程教学与对学生的关心和支持，使董士海老师在学生中备受尊敬。1996年，他被北京大学学生会评选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这一由学生投票选出的荣誉比任何奖项都更让他感到最为幸福，因为它代表了学生对他教学和人格的认可，这是任何其他奖项都无法比拟的。

董士海老师分享了他的入党初心，以及党对他教学产生的深远影响。董士海老师1966 年入党，对于党的意义，他谈到，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教研室如此成功，其中许多都是党员，我只是感觉到我也应该像他们那么好，就是这样很简单”。同时，他也强调，面对不良风气、行为，自己需要有定力，相信党的方针，保持自己的初心。

董老师与学生们热情交流

董士海老师对学院学生在科研探索、人生成长等方面给予了众多建议。他表示，从国家有组织的大项目，到教研室和研究小组不断细分，每个小组都由老师带领学生进行研究，他的科研路径也从硬件到软件，再到图形、交互，这是随着国家需求和时代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科研人员应当灵活适应技术发展的趋势，不断学习新知识。通过分享自己与王选老师合作的经历，以及软硬件结合的优势，他鼓励同学们进行跨领域跨学科学习。在软件工程领域取得的进展，这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也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新工具。在选择研究方向时，董老师建议将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这样可以保持研究的动力和方向性。此外，科研需要组织和领导能力，以便有效地推进项目。特别强调了数学和英语等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建议学生们打好基础，以便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能够灵活运用。用研究分形图形学的经历，鼓励学生们勇于探索新的科研领域。科研需要耐心和坚持，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保持决心，把事情做完。他分享了自己在退休后，也保持着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和年迈的朋友们一起学习python语言和神经网络编程，体现了终身学习的精神。

而对于人生，董士海老师强调做人比做学问更为重要。一个人的一生应当以责任、真诚和感恩为核心。责任是每个人的担当，无论是作为学生、老师、党员还是子女，都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应承担的义务。真诚则体现在言行一致，不说假话，保持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感恩则是对那些在困难时刻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人的深切感激，无论是同事、学生还是朋友，都应当铭记在心。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即使在困难中也要学会寻找快乐——苦中求乐。

同学采访后的感受：

1．2023级硕士生 彭亦男：在董老师的生动故事讲述中，我感受到责任、感恩和坚持的精神力量。首先作为中国科研工作者，作为北大学子，董老师始终勇于挑战，攻坚克难，在多项国家的突破性研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以董老师为代表的北大计算机人，永远迎难而上，照亮了中国计算机科研的道路，深深激励着我们。在董老师的回忆中，他对师长、同事、学生的点滴都记忆犹新，十分谦逊且充满感恩。这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珍视，也是为人的美德。董老师从不吝啬对他人的帮助，也对他人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身怀感激。团队精神和互助合作，是科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最后是董老师的坚持与乐观，他用人生故事告诉我们，科研需要有钻研到底的精神，做人也要挺过各种艰难，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生活的热爱。面对挑战时不轻言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找到前进的动力。向董老师以及所有北大计算机的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2024级博士生 陆俊峰：董教授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对曾经的工作和同事都记忆十分深刻，讲述曾经的故事时精神矍铄。我最佩服董教授的一点是，他十分乐于学习新的知识和方向，从物理转到数学，从硬件转到软件，在自己所从事的每一个方向都做得认真细致。甚至董老师还谈到，最近人工智能大火，他还专门学习了深度学习的知识并手动编程，真正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董教授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激情的灵魂，希望我以后也能像他一样，在一生中都对事情充满着昂扬的热情。

3. 2024级硕士生 闫昊东：董老师作为北大计算机学科从开始设立到发展壮大的全程见证者，向我们分享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如红旗机的研制、150机的研发，以及改革开放后图形实验室的创新探索等等。从董老师对过去情形的细腻且生动的描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计算机事业的无比热爱与不懈坚守。董老师回忆在计算数学专业学习经历时说“我们都比较努力，因为国家很需要”，董老师的这番话深刻地展示了第一批北大计算机人的使命担当和爱国情怀。作为当代北大计算机人，我们应当铭记前辈们的奋斗历程，将他们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更要心怀家国、勇于担当，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峥嵘计忆”计算机学院老教师与青年学子对话系列活动

“峥嵘计忆”计算机学院老教师与青年学子对话系列活动，旨在通过采访计算机学院离退休老教师，系统梳理并宣传老教授的光辉事迹，通过展示他们在入党初心、学术成就、科研攻关、人格魅力和教育理念等方面的故事，激励广大青年学生继承和发扬计算机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推动学院教育事业与思政育人工作的长足发展。

文案：彭亦男、陆俊峰、闫昊东、李胤君

审核：李胤君、于丹、李佳斌